“李庄案”“北海四律师案”以降，律师协会受到的非议与日俱增，不断有律师斥之“不作为”。“在大的环境下，律协不可能往前走，往前走就会触到底线。”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认为。

　　刑辩律师界不少人持有相同的观念。“律协是靠不住的。律协本应是我们的亲娘，但现在已经变成恶婆了。”2010年的《财经》法治论坛上，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思之律师如是说。

　　但律协亦有自己的难处，包括来自于主管者——司法部门的压力。2011年4月，李庄第二季开庭时，有律协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由于司法部不允许出面，全国律协与北京市律协沟通，希望北京市律协能够关注李庄的案件。北京市律协组织有关律师会商，建议成立律师团前往旁听，但因为北京市司法局不同意，最终未能成行。

　　部分难处则来自于律协本身的层级设置。6月初，在北海案件中，就广西四律师被抓一事，全国律协会长于宁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他对此事高度关注，但全国律协暂不直接介入。广西律协则派出工作组前往北海市了解情况，“等专门汇报后，将看情况发展与具体案情决定下一步行动。”

　　为律师维权目前已成为律协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事实上，律协有一个专门的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委员会，负责对依法执行律师职务过程中，被有关机关、组织或人员侵犯其合法执业、人身、财产权益的律师，提供援助。

　　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律协作为行业自治组织的职能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维护律师权益，而且也包括“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”。

　　在现行管理体制下，律协未能独立于司法部门。律协的定位如何，说到底，取决于律师的地位。

　　律师的“婆家”

　　如同在许多国家一样，在中国要成为一为执业律师，必须加入律协。2007年修订通过的《律师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。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、律师事务所，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。

　　地方律协一般只有省、市两级，所有律师都是市、省、全国三级会员。全国律协会长于宁介绍，地方律协和全国律协的关系，既有独立，也有包容。“独立是说，地方协会是作为社团登记的，有自己的法人资格。所谓包容，他的会员是我的会员，广西的律师，首先是我们全国律协的会员;南宁的律师，首先是全国律协的会员。”

　　据其介绍，最初地方律协不得有自己的章程，而只有全国律协统一有一个章程。“我们不用行政上的领导，也不叫业务指导，也不叫做分会，法律上叫做地方组织，它的律师就是我的人，有三重身份，我们的管理是管理会员，会员在那里有一个省级的组织，我们当然管得了他。”

　　律协的机构有多种。就全国律协而言，主要分为三种：一种是权力机构，如全国律师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和会长会议;第二种，是业务机构，主要是各种专业委员会;第三种，是日常工作班子，包括秘书处在内的各个处室以及专门委员会。

　　加入律协之后，律师的主要义务有两项：一是缴纳会费，二是接受年度考核。在会费方面，北京律师目前每年会费是2000元，而广州每年2500元，其他各地不等。

　　于宁介绍，交会费是律师的义务，现行的做法一般是交到市一级，然后汇总到省一级，再由省里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市里，同时上缴一部分到全国律协。“现在这个规定很复杂，各省不一样。比如北京的上缴比例大概7.5%。这光算个人，北京还有团体会员。团体会费，是律所交的，只放在省一级。如果把整个总数加起来，上缴到全国律协的大概只有3%。”

　　由于没有行政拨款，律协的工作经费全部由会费来开支。会费如何使用，是每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内容。在会费管理上各省有自己的权限，都要经过审批。

　　据北京律协副会长巩沙介绍，会费一般都能派上用场，留下的很少。会费的账目是对代表公布，代表大会每年预决算都要审查。不过，这并不对所有会员公布。

　　事实上，会费如何使用，极易引起争议。近年来，多地律协如北京律协、深圳律协，都因为使用会费购买办公楼引起当地律师不满。北京律协2005年购买的办公楼，花费9000多万元人民币，到现在的价值则远逾此数。谈及争议，巩沙承认，“如果不买楼，就租房子了。这些事情，确实一个人一个想法。”但他同时提到，买楼是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的。

　　此外，根据现行律师法的规定，律师的年度考核由律协进行。事实上，除了发证和吊销执照外，大部分对律师的管理职能已从司法行政部门转移到律协。

　　“用我们的俗话说，生和死，司法局管，进来和出去，都是属于行政许可的范围。其它的，包括培训、宣传、纪律处罚、实习律师培训，现在都划归给了律师协会。现在律协管理职能比较重。”巩沙说。

　　据于宁介绍，在对律师考核方面，主要内容一是有没有投诉，投诉的问题解决没有，职业道德方面有没有违规违纪行为;二是有没有达到40个小时的培训标准，以及会费有无缴纳等义务。

　　但也有律师认为，年度考核被用作了打压不听话律师的工具。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即称，因得罪相关人士，其2011年度的考核未能通过。按规定，不合格者需要进行培训、批评教育或限期整改，律师事务所可对不合格律师解聘或除名。

　　“两结合”特色

　　但这个“婆家”的产生，自治性却并不强。按照《律师法》的定性，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，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，但律协的选举复杂得多。

　　事实上，包括张思之在内的许多律师认为，律协并非真正选举产生。

　　按照全国律协的章程，律协的选举与全国人大的选举类似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选举代表，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，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会，常务理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。而最后会长的候选人选，其实是由司法行政部门决定的。张思之曾介绍，司法部部长在部署律协选举时说，这次的选举如果不是指定人当选，“那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”。

　　地方律协的选举各有办法。深圳律协早在2003年开始，即由代表直接选举会长。虽然不是律师直接选举，但相对之前的多级选举而言，减少了间接选举的层级。

　　这种“中国特色”还包括，据《财经》记者了解，在“两结合”体制下，司法行政部门要影响律协，除了日常的汇报外，主要还通过秘书处和党委。

　　首先是秘书长。在刘思达几年前做调查时访问过的十几个律协中，秘书长无一例外来自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，要么是从律管处、律管科退出来的老干部，要么就是即将回归律管处、律管科的中青年干部。

　　全国律协即是如此。据于宁介绍，在律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以后，司法部会推荐一个正司级干部以聘用。“理论上来说，我们有权聘用不聘用，聘用了就是我们的秘书长，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工作。也有不聘用的，但那是比较极端的情况。”

　　在改革方面走得比较快的律协，则通过公开招聘。在北京律协，现任秘书长李冰如就不是司法局的官员。而其前任则是由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副处长调任。

　　尽管视司法局为上级，但在巩沙看来，北京律协和司法当局沟通良好。“有一些日常的东西，监督指导关系，该跟司法局沟通的，我们已经形成了沟通机制，不沟通，我们心里也没底了。代表大会通过的，司法局一般会同意。没有形成决议的，我们事先递去看看。而司法局的意见都是建议，对律协比较尊重。”

　　第二条 是通过律协的党委部门。广州律协副秘书长钟睿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“我们主要发挥党委的作用。律协的党委书记，是司法局副局长，律管处的处长、副处长是党委委员。一般大事，就通过他们直接向司法局汇报。”

　　全国律协的党委书记，则一般由司法部高级官员兼任。

　　自治的“双面”

　　维护律师权益，是律协的工作之一;对律师行业进行管制，则是律协工作的另外一面。在“两结合”的体制下，这方面的工作往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配合完成，比如北京律协对于非京籍实习律师的管控。

　　2010年1月，北京律协发布《关于调整申请实习人员相关申请材料的通知》称：“根据北京市司法局2010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《北京市司法局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北京市律师协会自2010年1月18日起，对本市申请实习人员申请材料进行调整。”

　　据此通知，实习律师的人事档案存放地为“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(包括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、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库、各区县人才交流中心、街道办事处)”。而这些市属人才机构，并不存放外地人档案。这样，在正常渠道下，非京籍律师在京执业之路被堵死。

　　“这个政策是律协根据司法行政的意见制定的。针对这个政策，正在研究解决方案。北京律师发展得比较快，在管理上有些跟不上。”巩沙说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条政策出台的原因之一在于“领导对律师的关注”：“有些维权律师发表一个看法，肯定不如北京的律师发表一个看法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。”

　　巩沙称，每年被投诉的律师中超过八成是外地律师。“这涉及北京律师的行业声誉，律协出台的很多政策，都是代表大会的政策。大家都觉得在北京地区执业，起码声誉要保住。”

　　律协最后还是要代表律师的利益。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说，“从律协的角度来讲，他要代表行业，发出行业的声音，维护行业的利益。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不管是全国律协，还是各个专业委员会，还是地方律协，通过全国律协以及各个专业委员会的方式，能把很多声音给聚集起来参与立法，参政议政，更有力量。

　　因此，律协的地位，取决于律师的定位。2010年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》(下称30号文)。通过这个文件，律师被定位为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”。

　　这个定位，与1980年颁发的《律师暂行条例》规定的“国家法律工作人员”相似，而与2007年《律师法》定位的“为当事人服务的职业人员”相冲突，因此引发学界的批评。

　　但在吕红兵看来，30号文却是在中国律师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：“30号文表明中央非常重视律师，体现了对律师制度的认可。其中有很多很多保障措施，比如人才引进、培养，律师参政议政等等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正如一位律师私下所说，律师行业所有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们手中没有真正的权利。这正是相关律师们悲情的原因所在：鉴于律师的特殊地位，是要更严格的管制还是给予更多的权利?

　　“律师不是公权力，从事法律服务，应该给予豁免才对，而不是从相反的角度立法规定予之以严惩。”巩沙说。